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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创伤并未因逃离而痊愈。1980年，小舅最终随父母抵达德国，起初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曾在汉诺威附近的施塔特哈根与父亲同住。但再教育营的经历，如同毒液般持续侵蚀着他的精神。他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，一度入住精神科病房，后来尝试独立生活，由社工定期探访。病情反复，他曾流落街头，最终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辅助生活设施中。在杜耀豪的镜头下，这位小舅总是沉默地劳动，用抹布来回擦拭着地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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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年我的关注点落在如何让职业教育培训更好服务困难群众、特殊群体上。”韦军告诉记者，去年有次调研，他遇到了一位下肢残疾的青年正在绣绣球，绣品十分精美，但一个月只能卖三五件。
"We had to convince investors. Our own people were sceptical at first, 'I'm already not capable of finishing my work in five days' [was one reaction].
我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：比如，以为设置了手机安全屏障就万事大吉了，忽略了最根本的——人的心理。我只是警告母亲“那是骗子”，却没有耐心去理解她为何会相信，没有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讲清骗局的原理。我的干涉，反而让她觉得我不尊重她，把她当小孩，从而在骗子要求“保密”时，更倾向于听从所谓“权威”的警察，而非自己“不客气”的儿子。